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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多做事即心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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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觉哉(1884-1971),湖南宁乡人,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,杰出的社会活动家、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。1937年,中央机关迁到延安后,为监督财政方针的执行和反对贪污浪费,沿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审计委员会的组织形式,成立国家审计委员会,谢觉哉任主席。 


在他人眼中,谢觉哉是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”、“延安五老”之一、“中国法制奠基人”。但在妻子心中,他是体贴、包容的爱人;在儿女的眼里,他是慈祥、让人尊敬的父亲。

珍爱亲情

上世纪四五十年代,在工作之余,谢觉哉发表了大量思想文化杂文,享誉社会。1956年12月24日,他在《爱父母》一文中写道,“人从出生到死即从小到老:中间是‘养人’——劳动力强壮时期;两头是人养——幼小时期和衰老时期。这是人类生活的自然规律,绝不因社会制度不同而改变。”“养父母,不只是给他们穿吃、不冻不饿而已,还要有亲爱的诚意和敬意,使老人们感到愉快。”

从他给年长的亲人写的祭文或小传中,能看出他是一个富于情感的人。他给表姐姜一的信中写道:“人是不能不死的,但多活些时间是可以做到的。只要你心事放宽,不忧愁,再活十多二十年并不是难事,老姊弟再见面的日子还是有。”

这样的关心和体贴,在写给第一位妻子何敦秀的信中常见到:“前信教你从满六十岁那天起,不要再‘斩猪草’‘提猪食’了,少管些事,安静过日子,心里放宽些,吃得好一点,包你活得更长久。”

“一年近一尺,一月进一寸”

谢觉哉21岁成为中国科举最末一代的秀才,“诗词文章,四乡闻名”。他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,又勤于笔头,一生留下的墨迹无数。1937年,他与第二任妻子王定国结婚时,王定国还是个文盲。在谢老的教导下,她开始认字、学文化,以至写诗作文。

从14岁开始,谢觉哉就用毛笔写蝇头小楷来记日记,一坚持就是70多年,即使1963年中风后仍坚持用左手写日记,留下大量珍贵的史料。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,就记载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大事件,“午后六时,叔衡往上海,偕行者润之,赴全国○○○○○之招。”儿子谢飘曾问父亲5个圈的含义,父亲说是“共产主义者”,讲的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、何叔衡动身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

日记是谢觉哉最看重的财富。他的小儿子谢亚旭曾感慨,“父亲一辈子,最宝贝的就是日记。父亲曾对母亲说,不管行军打仗多么艰苦,有两样东西不能丢:一个是日记,再一个才是孩子。”在延安,谢老的日记中大量记载了他与老一辈革命家的交往。对于那段历史,现有记载中最确切、最真实的文字记录就是谢觉哉的日记。

他在给子女的信中,多次谈到学习语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如“语文是学习、工作的工具,文字不通顺的人,学习有困难,工作也一定有困难。”否则,工作、学习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限制。因为“语文不好,其他功课也不会很好;本国语文不好,外国语文也不会很好。语文不好的人,思想也不会发展,做工作也必会遇到困难,因为他不会善于解决困难。”

“一年近一尺,一月进一寸。五年大学成,体强脑亦俊”,是他对子女的要求和期望。

“挑得起放的落,家庭好气象”

谢觉哉与何敦秀在家乡育有四男三女,与第二位妻子王定国育有五男二女。早年离乡,对故乡子女的教育,他并没有一丝放松,常在信中对他们的劳动、择业、生活、家庭、疾病等问题进行教导。北京的儿女多数与他年龄相差五六十岁,他在慈祥的外表下,是一颗严格要求的心。对子女的说服教育,也是和风细雨式的,诚恳而真挚。

勤劳、劳动的一生,是他非常赞赏的。他希望在家乡的孩子们能够多从事劳动生产,尤其是在农事上多用心。他在给侄女等的信中说:“劳动是最神圣的事,不肯劳动是反动社会传下的坏观念。”

谢觉哉几岁时就帮母亲做饭洗衣,十几岁时就帮父亲写账、算数。虽没种过庄稼,但是知道一点儿,就是小时候跟农民在一起学的。他反复申明“学习劳动——耕田、挖土、砍柴、拾粪、喂猪、扫地,样样都干。如果有一天回家,我不愿看见一群文绉绉的孩子,而愿看见‘挑得起放的落’粗手粗脚的。因为这才是家庭好气象”。

只要努力做,用心学习,没有什么做不好的事情。这种自强自立的思想贯穿在家书中。他在给儿孙们的信中说:“妇女们应记住:一、不要依赖丈夫,夫妻虽有互相扶助的义务,强的应帮助弱的,但妇女应力求有独立生存的能力。二、不要依赖儿子,儿子有养父母的义务,但只有当儿子能自己劳动生产的时候。”

能多做事即心安

“凡自己能做的事,都要自己动手。”“要爱护书籍,看完要放回原处。要爱惜自己的衣服、鞋子、被褥、用品等,要知道‘来之不易’。”他再三强调对书籍报刊的整理,自己也比较注重对这些资料的保存。在延安,几年的《新中华报》《解放日报》谢觉哉没有失掉一张。他把司马光爱书如宝和赵括“读父书”的故事写孩子们看,鼓励他们“接力”读书:“不管是小人书、教科书,还是课外看的书,看的时候不许把书面、画面弄皱;不可进了中学就丢了小学的书,进了高年级就丢了低年级的书”。

在为人、处事方面,他对孩子们提出了四点要求:一、看过去、看别人;二、要自己动手;三、对人宽、对己刻;四、爱惜东西。其中谈到艰苦朴素的话题,信中写道:“我到北京才穿上绸内衣,还是人家送的,手表我以前没有,现在你们穿绸内衣了,戴手表了,七七没有表,可能也会要了。皮鞋,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去兰州搞统战工作,公家给我买了一双皮鞋,到北京为了接待外宾才买第二双皮鞋。那时我快七十岁了。你们小小年纪就穿皮鞋,且已穿过不止一双。我国出牛皮并不多,皮鞋供应怎能不紧张。我们的吃,尚不大好,但已比过去好。”对待享受,他认为要与过去比,与广大人民比。不要超过群众或超过太多,否则就要自己警惕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谢觉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等职。老家的子女们希望在北京“做大官”的父亲能给予照顾。然而谢觉哉并未让他们如愿,在不少信件中,谢老教育儿孙们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,并写下了那首有名的诗句:“你们说我做大官,我官好比周老官;起得早来眠得晚,能多做事即心安。”把自己比作家乡村里有名的长工周老官,显示了谢老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。



家 书 摘 编


“除老、小、残废不能劳动的外,其他都要劳动,不愿意劳动的,政府有法令一条,叫强迫劳动。……只有你们自己立起志气,肯劳动,才能解决问题,农会也会帮助你们。”信的末尾还添上一句:“只有有志气,能自立的人,才有资格请人家帮助,人家也会乐意帮助你,同时你也可以帮助人。”

——1951年5月土改期间致家乡儿女


“自己的东西,要自己清理保存。衣服书籍是自己要用的。教科书、作业本、学校给的记分簿、奖状、证书等,是自己用过功得到的,别人拿了没用,在你们自己则是宝贝。”

 ——1961年4月2日致儿女


“你们可以替妈妈做些事,有些要问妈妈,教示你们怎样做才去做,如打扫房屋,洗衣服,帮助做饭菜,春天到了,还要种菜等。……这样你妈妈不就会不大累了吗?对你们自己也有好处。”

——1961年2月28日致儿女


(宋岳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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